西方经济学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西方经济学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它的产生一直到现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后这四个阶段。庸俗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末，当时，古典学派仍然居于主要地位。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学派的阶段走上了庸俗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在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马克思所指的庸俗经济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其主要任务在于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庸俗经济学阶段大致结束于19世纪70年代。

在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动。那时，杰文斯在英国、门格尔在奥地利、瓦尔拉斯在瑞士，顺次建立了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这三个派别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放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且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来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

到了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把三个派别的边际效用论和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些其他的说法，如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折中的理论体系。以马歇尔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再加上瓦尔拉斯、庇古、克拉克、威克斯迪特等人提出的新论点，形成了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思想。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广泛流行于西方世界。按照西方经济学者的说法，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把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假设为既存的条件，进而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市场价格，以便解决资源在生产上的配置、资源的报酬等问题。以意识形态的方面而论，他们所说的主要是宣扬资本主义的论调。他们建立了一个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且根据这一模式得出结论，认为价格制度不但能使每种生产要素都得到应有的报酬，能使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且在宏观经济的运行中，能够起着自行调节的作用，以便消除或熨平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这套理论企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西方著名经济学者罗宾逊夫人承认：马歇尔“为私有制的企业制度提供了一幅安慰人心的图像”（注：罗宾逊：《序言》，载克赖格尔著：《政治经济学的重建》，2版，9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78。（全书脚注中的英文版的很多书籍都译成了中文，英文版可参见本书附录一中的“引用文献中英文对照表”。））。在这种宣扬资本主义的理论之下，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势必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因为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使这个社会变坏，不能使它变得更好。这种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有所削弱，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历史条件的变迁，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三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第一次的修改和补充涉及垄断问题。尽管列宁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已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仍然把垄断当做“例外的现象”。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背离严重地损害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宣传上的作用。（注：参见斯拉法：《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载英国《经济学杂志》，1926（1）。）为了改变这种状态，西方经济学者张伯伦和罗宾逊于1933年夸大某些经济现象的作用，企图填补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漏洞。（注：参见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1版，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版，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3。）虽然张伯伦和罗宾逊的理论在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轰动一时，然而，他们修补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围和程度，要远逊于其后的凯恩斯对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所作的第二次修改和补充。

第二次修改和补充出现于1936年。那时，由于西方世界1929年后的大萧条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覆灭的危险之中。因此，西方国家日益为甚地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脱离萧条状态，从而保证政治上的稳定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社会的需要。西方社会固然仍旧欢迎资本主义是“理想的社会”的说法，但是，如果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被解释为最好的政策，那么，西方国家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标来干预经济生活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为了提供这种理论根据，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般被简称为《通论》）。（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在这本书里，凯恩斯宣称：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不能保证资源的使用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解决失业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问题。他的意思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资本主义依然是传统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的社会”。这样，凯恩斯不但维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对于资本主义的宣扬，而且也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克斯于1939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注：希克斯：《价值与资本》，1版，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一书代表着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修改与补充。该书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价值论与一般均衡论。

马歇尔的价值论被称为基数效用论，而基数效用论有两个使西方学者在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假设条件，即：效用量是可以衡量的和边际效用量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递减。前者把作为主观心理状态的效用说成为可以衡量的东西很难令人信服，而根据后者的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货币的边际效用必须也是递减的。按照这一说法，同样的一块钱，它对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对富人的效用，因为富人持有的货币收入大于穷人。这样，如果从富人那里取走一块钱而把它给予穷人，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用总量或福利便会增加。这种“转移支付”显然不利于资产阶级，从而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必须加以否定的。

在《价值与资本》中，希克斯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序数论可以在形式上避免基数论两个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假设条件，而与此同时又能得到马歇尔用基数论所得到的需求曲线。序数论显然对资产阶级有利。因此，《价值与资本》出版以后，序数论逐渐代替了基数论而成为西方正统经济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此外，该书的出版也对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起到推广和普及的作用，以致一般均衡构成当今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希克斯的这一修改和补充与凯恩斯的第二次修改和补充相比，无论在范围上和程度上显然都居于远为次要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使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出现了显著的漏洞。一方面，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是以个量分析为主，根据对单个消费者、厂商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分析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能够自行调节该社会种种矛盾的结论，并据此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另一方面，凯恩斯则偏重于分析总量变量，根据他所建立的涉及总量变量的理论，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的各种因素不能自行协调来解决失业问题的结论，并据此而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这样，在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就产生了干预和反干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矛盾和不调和之处。

有鉴于此，以萨缪尔森为首的一些西方经济学者逐渐建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该学派把包括第一次和第三次修改和补充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做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构成第二次修改与补充内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为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它宣称：前者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之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是代表同一理论体系所涉及的两种不同的情况。与此同时，该学派还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混合经济”，由“私营”和“公营”两个部分所组成，前者的不足之处可以由后者加以弥补。前者的作用系由微观经济学所分析，后者的必要性则由宏观经济学所论证。这样，新古典综合派不但企图弥补西方经济理论体系内部的漏洞，而且还企图通过理论体系的一致性来维护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的说法。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并且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威信。这种状况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历史条件的变迁而有所改变，改变之处在于下列四点：

首先，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的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给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的部分以很大的打击。按照该派宏观部分的理论，当经济活动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时，通货膨胀率应该为零。如果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那么，不但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水平会下降。只有当经济活动大于充分就业时，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这就是说，该学派的理论表明，失业（经济活动小于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共存的。这一结论显然违背存在于西方的滞胀的事实。

该派不但无法解释滞胀的存在，而且也提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按照它的宏观理论，在失业问题存在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以便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增加就业数量；而当通货膨胀出现时，政府必须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以便降低有效需求，从而消除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建议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时便会带来自相矛盾的后果。如果西方国家采用增加预算支出和赤字的政策来解决失业问题，那么，有效需求的扩大必将使通货膨胀恶化。如果它通过减少预算支出和取得预算盈余来制止通货膨胀，那么，有效需求的减少必将降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简言之，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在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条件下，政策的选择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便是近年来特别是在1973—1975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主要西方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局面。对于这种困难局面，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早已承认无法加以摆脱。

理论的困难和政策的无能严重地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理论的正确性。许多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派别纷纷对该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企图以自己的理论在整体或部分上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注：在西方经济学中，“学派”这一名词可以指较严格意义上的不同派别，也可以指较为松散意义上的派别。本书所说的学派系就后者的意义而言，它的含义仅仅是具有某些共同学术思想的人们。因此，不同学派之间的共同之处可以远多于它们之间的分歧。）参与抨击和责难的各个派别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新制度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其中在政策实践上影响较大的有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其次，对新古典综合派所含有的原有的微观经济学部分，一部分西方学者对它的基本假设前提提出了质疑并且根据质疑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新见解甚至逐渐形成了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例如，原有的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都具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此，新出现的分支学科——信息经济学认为，这一前提是参与者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此，一些参与者掌握的信息可以多于另一些人。这样一来，掌握较多信息的参与者可能对掌握较少信息的参与者进行欺诈，而当欺诈存在时，市场经济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中国的一句俗话说，“南京到北京，买的不如卖的精”，即指由于卖者往往掌握着较多的信息而对信息较少的买者进行欺诈的现象。

再次，一些西方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来研究经济现象。这些研究成果有：人文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它们顺次从人类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等角度或领域来解释经济现象，从而给原有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最后，西方学者使用了更多的研究方法。除了使用比以往更为复杂和高深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以外，他们还试图设计出一套目标和操作程序来对实际的人进行试验，以便找出实际的人的经济行为。此外，他们也运用计算机来模拟不同条件下的人类的经济行为，企图探索这种行为所导致的结果。

目前，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综合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共识，从而综合的字样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很可能由于这一原因，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经放弃了“新古典综合”的名称，把自己称为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注：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6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98。）以现代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名义，在上述第一点涉及的宏观部分，他们除了维持原有的基本观点以外，还尽量吸收和容纳其他派别的论点，特别是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说法。对上述第二点涉及的微观部分，他们容忍对基本假设的质疑，并且采纳了其中的有用的论点，认为新的论点可以扩大经济学的解释能力。虽然对基本假设的质疑有损于理想社会的说法，但是，他们深信，微观经济政策至少可以使经济社会接近于理想状态。以上述第三、第四点而论，主流经济学对它们持赞赏的态度，但由于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尚未能取得重大的成果，因此它们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有限的。

总的来说，上述四点并未造成重大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学和过去的新古典综合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性的内容上都是基本相同的。特别是在改善市场经济的运行方面，现在西方经济学和过去一样，仍然提不出肯定有效的对策。政策的选择也仍然和过去一样，主要取决于对意识形态的考虑、利益集团力量的对比以及经验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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