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选（梁启超最早翻译拜伦诗歌）

拜伦诗选（梁启超最早翻译拜伦诗歌）

乔治·戈登·拜伦，即拜伦六世勋爵（勋爵是除了公爵外的英国男性贵族在普通场合使用的称呼），是一位性格张扬且颇受争议的英国诗人。他与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起被视作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拜伦以其叙事诗闻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叙事长诗《唐·璜》。与其他文学、音乐作品中的形象不一样，拜伦笔下的唐·璜不再是一个自大、好斗、贪图女色的浪荡子。相反，他总是被女性诱骗。这首作品共有16部分，每部分被称为“章”，以类似小说的形式在1819到1824年期间连载发表。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曾在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节选翻译了拜伦的诗歌《渣阿亚》以及《唐·璜》，这是中国译者对拜伦作品最早的翻译之一。彼时梁启超将拜伦称作“摆伦”；将Giaour（按，应为“异教徒”之意）译作《渣阿亚》；而将《唐·璜》（Don Juan）翻译为《端志安》，并翻译了这首作品第三章中的两节。梁启超翻译出的文本在今日看来多少有些晦涩难懂，他自己也在书中坦言：“翻译本属至难之业，翻译诗歌，尤属难中之难。本篇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填谱选韵，在在窒碍，万不能尽如原意。刻画无盐，唐突西子。自知罪过不校。读者但看西文原本，方知其妙。”梁启超翻译拜伦的两首诗歌意在取拜伦支持，参与希腊革命之思想和事迹，并以此激励、鼓舞当时的国人能够认可、接受变法。《新中国未来记》也在一开头便虚构了“变法运动胜利五十周年”的庆典。

其后有许多译者以《哀希腊》之题将《唐·璜》的第三章单独译出：马君武于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哀希腊》，这是《哀希腊》的首次完整译本，但是马君武采取了意译的方法，与原作有一定距离；苏曼殊则用五言古体诗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翻译；胡适则按照楚辞的形制对此诗进行了翻译；诗人查良铮（即著名九叶派诗人穆旦）也对其进行了翻译。胡适和穆旦都采用了跟原作相同的分节形式，最大程度上以中文还原了《哀希腊》。

诗人穆旦翻译了拜伦的《唐·璜》全文，穆旦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声誉更高，相较于其他译者而言，穆旦的翻译更值得关注。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人物，九叶诗派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用象征、借喻等形式抒发情感。实际上，九叶诗派的表现手法以及其提倡的抒情方式，与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所提倡的通过意象（带有作者感情的物体）将感情传递给读者的方式十分接近。可以说，穆旦翻译的《唐·璜》最大程度还原了原作之意，将原诗作所蕴含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照顾到了中国读者，用直白的话语、具有寓意的意象表现出深邃的感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译介了拜伦的文学思想，认为拜伦“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鲁迅在其另一篇作品《杂忆》（收录于文集《坟》）中也说：“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言，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另一原因，就是他帮助希腊独立。时当清朝末年，在一部分青年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是叫嚷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鲁迅的总结十分精到，大抵当时从梁启超到穆旦再到鲁迅，译者们大多是为拜伦帮助希腊进行革命的举动所折服。也因当时的中国处在时代的路口，表现抗争、革命的作品更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故而拜伦诗歌在那时广为流传。穆旦还翻译过《拜伦诗选》，杨德豫翻译过《拜伦抒情诗七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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