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改变中国，算法改变围观）

让我们先回到2010年。7年前，《新周刊》将年度传媒网站的荣誉颁发给了“新浪微博”。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成为了庙堂之中的热议话题。学者们宣称，微博弥补了传统媒介在信息发布方面的缺陷。网络世界因此充满了欣喜若狂、奔走欢呼的身影。似乎所有人都笃信，“互联网赋权”真正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观看和表达的机会。一路走下来，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微信，公共信息的传输效率和透明度在互联网高速公路的黎明下一路奔跑。

自那一年起，那些微弱的声音，在网络空间中被放大成震耳欲聋的公共话语。可曾记得，2010年，甘肃泥石流灾害中，一位19岁的男孩王凯，他用一部老式手机，在微博上独自直播灾情，几小时后，便有近万人转发;河北大学内，一位自称“我爸是李刚”的肇事司机触动了微博网友的神经，成为了公共讨论的热点话题;同样是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突发大火，近60人遇难，微博上点燃了数不尽的蜡烛。围观让人们站在一起，让弱小变强大、让立场被倾听、让尊严被捍卫。

如今，在2017年，在我们重新回顾这句尘封已久的口号时，其中那些冲动的欢愉已经逐渐淡去，留下来的，更多是壮志未酬的莽撞，或许还有更多深藏的韵味。社交媒体上的围观，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围观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激情沉淀后，我们才腾出时间，仔细考察我们究竟在围观什么。

人们观看新闻的方式，在2010年之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记者作为传统媒体的把关人，权力不断式微，逐渐让位于风头正劲的“算法”。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两年的畅销书，不论是“大数据时代”还是“算法革命”，我们都不得不去相信，这是一个从不缺少黎明的年代。不过，另一方面，这一切似乎也都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言——人被自己发明的机器所取代。

当然，算法对人的取代往往是悄然进行的，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不论是推特上的“trending”、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今日头条中推送的新闻。对此，美国学者塔尔顿吉莱斯皮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当推特为我们介绍“trending”时，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同样道理，换成当今中国，我们似乎也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微博向我们展示“热门话题”时，它在展示什么?它展示的是热门么?这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的答案，很难让我们满意。

具体的细节只有算法的制作者才知道，作为一项商业机密，我们自然无从知晓。算法宣称自己的高效与自动化，宣称自己摒弃了传统新闻业把关人的偏见。甚至稍有不慎，我们的逻辑便会从“自动化”一路滑向“中立性”。果真如此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见证的，分明是另一种技术的偏见。

这样的案例在美国已经很多了。

算法中有性别歧视：2007年，研究者发现当她在谷歌中搜索“她发明了”这个短句时，谷歌会提醒她说：你的意思是“他发明了”么?

算法中有性取向歧视：2009年，超过5万本对同性恋友好的书籍从亚马逊的销售清单中消失，因为这些书籍被算法自动归类为“成人”商品。

算法中更有哭笑不得的错误：2016年，挪威作家汤姆伊格兰德为了纪念越战，发布了著名摄影作品《燃烧弹女孩》，这张曾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被判定为色情图片，遭到删除。

一言以蔽之：算法的自动化，并不意味着，它天生就能确保自己的中立与公正。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高效的便捷，或许还有更多意外的麻烦。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梅尔那本《算法时代》的副标题来说，便是“算法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然后又创造出更多问题”。不过，对技术的质疑似乎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当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版时，副标题已经被悄悄改成了“新经济的新引擎”。

当然，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我们需要对算法保持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算法不断在科学前沿的阵地上进取，我们当然有理由期待它的不断完善。但社会学家似乎对这个问题抱有谨慎的乐观：在他们看来，算法与其说是人类进取的阵地，不如说是权力纠葛的战场，里面聚集着各种商业利益、政治考量、文化偏见。

2017年，算法的乐观派们遭受了不少来自官方媒体的打击。今日头条作为其中的代表，站在了聚光灯下接受拷问，官方媒体将“个性推荐”视为“伪个性化”的低俗诡计，让人们沉迷在“自己想看的世界中”。7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新闻莫被算法“绑架”》;9月，人民网再次连发文章，“三评算法推荐”。这四篇文章表达了官方媒体对“算法”新闻足够的警惕与质疑。总结起来，这些质疑无非是三个方面：第一，算法推送中的法律问题(如版权)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第二，算法推送让新闻更加低俗。第三，算法推送让人们的信息更加封闭。

第一项批评并非什么新鲜事。想想早期电影史中的色情片、早期互联网发展中的猖獗盗版，人类历史上，新技术的发明与扩散的伊始，似乎总是在新的道德边界和法律边界上游走。不过，任何改变人类命运的技术，也莫不是要从这些边界中逐渐抽身，完成自己的合法化过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为后两项批评找到借口呢?人们真的会因此生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沦落为低俗至死的一代么?

所谓“信息茧房”，在传播学中有着不同的名号，有人称之为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也有人称之为过滤器气泡(filter bubble)，不论名字怎么取，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人们受困于自己热爱的信息，“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会”。换句话讲，严肃内容太累，不如我们一起让算法帮我们享受各自的低俗。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样的定义，似乎又会嗅到一丝熟悉的味道。同样的批判号角似乎在上世纪早已经打响，沃尔特李普曼断言公众是偏见的囚徒，尼尔波兹曼的寓言更是会恰如其分地传到我们耳边：我们总是担心会被那些我们憎恶的东西毁掉。但讽刺的是，如今真正毁掉我们的，却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言。如果借用马东与许知远的辩论在这里发问，也许再合适不够了：我们真的可曾变得更好?

我们无法凌驾于法律，责备商业的道德。技术从不会在社会中自行生长，尤其是如今，它一定会夹带着资本的利益，一路如雪球般越滚越大。不管创业者是否愿意公开承认，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的沉浸度是衡量一项新技术的重要指标。2016年年底，张一鸣骄傲地宣称，今日头条已经累计有6亿的激活用户，每天每个用户使用76分钟，1.4亿活跃用户。800位算法工程师帮助今日头条每天处理60亿次用户请求，这一切都是技术带来的福祉。

当然，没有人愿意公布自己的算法，另一边，又在不断更新完善着自己的算法，这样一来，在算法的黑箱两端，批判者与资本之间隔岸观火，也令本来就稀薄的批判更加不得要领。无奈的是，我们只能从日常中不断揣测端倪，比如就在现在，微博告诉我，一位大陆歌手要过生日了;微信则看一看告诉我，一位韩国偶像自杀身亡，他的遗书中早有端倪。我想我愿意祝贺，也愿意哀悼，但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做点什么。

7年前，我们信誓旦旦地宣称：围观改变中国。这本没有什么问题，但7年后，我们似乎渐渐意识到，算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围观。它决定带给我们什么的同时，也决定了为我们遮蔽什么。技术在公共性方面能做的，似乎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算法是如何为我们的围观供给草料?它是一个称职的筛选者么?我的答案是，目前并不是，对于未来，我愿意保持谨慎的平和，并不乐观，因为那个称职的、理想的，甚至完美的筛选者，可曾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中呢?我愿意期待的，更多是对技术的反思与调整。如尼古拉斯卡尔所讲：

“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往往非常敏感;对于科技带给我们的麻烦，我们却非常迟钝。不过，如果我们想要对一种新科技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就不能让技术的光芒蒙蔽了我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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