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希勒（人为什么总是轻信谣言？）

罗伯特希勒（人为什么总是轻信谣言？）

不靠谱的言论尽管简短，但影响巨大，像病毒一样传播，几乎横扫一片人。

它们甚至不需要证据，就能在社会上疯狂扩散，然后直接引导产生一系列难以想象的行为。

为了研究这一种现象，学者们将这一类的故事归为“叙事”。谣言的传播其实也是叙事的一种。

在任何一个时代，叙事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影响，都超乎传统经济学家的想象；在这个时代，恐怕尤其如此。

而从叙事这个角度看经济现象，就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可以叫它“叙事经济学”。

“叙事经济学”这个新概念可不是阿信说的，而是美国耶鲁大学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提出来的，他叫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在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叙事”是个啥玩意儿？

想要弄明白“叙事经济学”，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叙事”。

通常我们看到“叙事”这两个字，会把它理解成“讲故事”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它的含义要比这个范畴更广一些。

我们这里说的“叙事”，用大白话解释大概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讲述了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的那些文章，无论是讲当下的经济情况，还是全球的疫情发展，往往都不是单纯地告诉我们一则新闻，而是在为了某一个观点而讲述一件事情，所以它们也都是叙事。

叙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形式不限于文字——它也可以是视频，也可以是音频，甚至可以是绘画，或者是多种感官综合的形式。

比如，我们看的漫画、电影，都是叙事的形式。在直播间上看的那些带货视频，有目的地给你讲解一个产品，当然更是叙事了。

这么一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活在各种各样的叙事当中。

叙事，竟然是一种“传染病”？

在对“叙事”的分析中，罗伯特·希勒惊讶地发现：一个“叙事”的传播过程，跟传染病的传播是很相似的。

我们先来看看传染病。在传染病医学领域，有一个研究疾病传染的“SIR模型”。

S，“susceptiblity”，是“易感人群”的意思；

I，“infection”，是“感染者”的意思；

R，“recovery”，是“治愈人群”的意思。

S、I、R这三种类型的人加到一起等于100%，也就是指我们所有人。

如果把这个模型套用到这次的新冠肺炎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三阶段”的现象：

第一阶段，“感染者”是少量的；但是由于病毒传染性很强，“感染者”的数量不断上升。

第二阶段，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感染者”的数量虽然也在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降低了；相反，“治愈人群”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

第三阶段，也就是现在，由于国内对疫情的有效控制，“感染者”的数量几乎不变，再加上“治愈人群”的数量进一步变多，所以受到感染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虽然病毒还在人传人，但是大规模的疫情基本上已经停止了。

如果我们根据这个“SIR模型”，把疫情的发展状态画成一张曲线图的话，那么“感染者”这条曲线的形状，一定是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呈现出一个接近山峰的形状。

埃博拉病毒传染人数和时间变化图

新冠肺炎是这样，“非典”是这样，埃博拉病毒也是这样……所有的大规模传染病的趋势，都遵循这个模式，即便是没有人为干预，结果也是一样。

而希勒发现，这个SIR模型完全可以套用到叙事上。

他拿“比特币”这个概念举了个例子——没想到吧？这也是一种叙事。

人们最早提到比特币，大概是在2009年前后。那个时候是“传染”的第一阶段，比特币这个概念还没有流行起来。

然后，随着比特币的说法开始流行，它进入了第二阶段：似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比特币，这个情况在2013年达到了峰值。

又过了几年，大多数人已经听说过比特币了，而且，这时候有的人已经不相信比特币这个玩儿法了，他们变成了“治愈人群”。

比特币这个概念开始降温，价格也从1000多美元跌到200多美元。这就是它的“第三阶段”，可以说，它的“传染”已经几乎结束。

当然，后来比特币又重新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式的上涨和下跌，那只不过是再次验证了这个模型而已——就像传染病基本结束之后，重新爆发的“二度感染”一样。

比特币在谷歌上的流行趋势

不仅是比特币，还有共享经济、区块链、5G、AI……几乎所有的新概念，从一开始不流行，到很流行，再到不那么流行，都遵循着类似传染病的传播模式。

总的来说，一个“叙事”能不能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主要得看这个叙事可不可以实现“病毒性传播”。

这就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

这种“病毒”

是如何感染我们的？

希勒认为，看一个“叙事”能不能实现“病毒性传播”，重点要注意观察三个影响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故事性。一般故事性越强的叙事，就越有利于传播。

阿信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也讲过，“拉弗曲线”这个本来应该只有经济学家知道的专业名词，因为《华尔街日报》上刊载的一则逸闻趣事，进入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当中，最后甚至影响到了美国的税收政策。

“拉弗曲线”的故事在报纸（粗线）和书籍（细线）中的出现情况，可以看到，从默默无名到举国皆知，只需要一次“病毒式传播”

第二个因素，就是名人效应。很多时候，一个普普通通的叙事，一旦加入了名人这个影响因素，马上就能造成声势，变成一个强大的叙事，从而影响经济行为。

比如前几年非常火的“冰桶挑战”。这个公益活动希望人们通过自己向头上淋冰水，切身体会“渐冻人病”这种罕见病病人的生活。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看看参加这个游戏活动的人名就知道了：奥巴马、特朗普、比尔·盖茨、蒂姆·库克、扎克伯格、贾斯汀·比伯、泰勒·斯威夫特、刘德华、雷军、周鸿祎、李彦宏……

在短短几周内，“冰桶挑战”就为新西兰的慈善机构筹集到了2.15亿美元。从经济角度讲，这又是一个叙事创造的奇迹。

而第三个影响因素，就是媒介。大众媒体对叙事的影响尤其重要，比如电影和网络。

希勒研究发现，在上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充斥着各种奢侈品。这些炫耀奢华生活的电影，为生活提供了剧本，很多美国人都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应该像电影里那样生活。

但是到了3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大萧条。因为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很穷。神奇的是，“穷”成了新的时尚。

那时候的美国电影，塑造了一些骑自行车、穿牛仔裤的人——他们不开车，甚至没有汽车，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反过来，谁要是在那个时候买了辆新车，就会感到丢人。牛仔裤也是那个时候迅速流行起来的。

为什么电影这么有魔力呢？因为电影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别人”的想象。

人类天生就喜欢关注其他人，无论自己过得好不好，我们都想要知道别人比自己好还是比自己坏，别人都怎么生活，而电影恰恰满足了我们的这种欲望。

现在，互联网又让“叙事”的病毒，有了更方便的传播途径。

想想人们抢购碘盐、双黄连、卫生纸的荒唐行为，再想想至今仍然大行其道的“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的阴谋论。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刊文《福奇：没有科学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来自中国的实验室》

这些谣言都是在互联网上酝酿、传播，也都暗中迎合了一种普遍的心理：

很多人想要为这一次“无妄之灾”找到一个替罪羊；同时，他们也不愿相信我们现在的医学水平，并不能战胜来自大自然的威胁，“病毒是人造的”，这种说法似乎让控制权重新回到了人类手中。

利用好心理的弱点，叙事就能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互联网正在为它推波助澜。

当然，也不用过于夸大叙事的危害，在谣言的B面，合理地利用“叙事”，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影响未来。

比如经典的罗森塔尔实验：随机抽选的“最有前途的学生”，在教师们的期许下，真的成为了表现更加优秀的一批人。

再比如流传甚广的曾国藩家训，又何尝不是一种叙事。在这种教导下，曾氏家族成为了少见的长盛兴旺之家。子孙后代能人辈出。

我们怎样看待现在，会影响我们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这是“叙事经济学”给我们敲响的警钟，也是对未来最美好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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