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墓（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墓（霍去病墓石雕）

霍去病墓雕塑属于陵墓雕塑，但它们形体巨大，依山而建，摆放在自然环境里，考虑到雕塑与环境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环境雕塑群。

1914年的霍去病墓 这组雕塑是汉代雕塑成就里最突出的作品，同时，他们的造型手法和雄浑气势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霍去病墓石雕是一组纪念碑性质的大型石刻群，在陕西兴平县，公元前117年建造。据《史记》记载，霍去病18岁参加反击匈奴的战争，六次出击匈奴均获胜。汉武帝曾因他屡建奇功，为他修建宅第，他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千古名句。

这位将军24岁就病逝了。汉武帝特地在茂陵东面不远处，选定霍去病的墓址，建大冢似祁连山，并令中府工匠为他雕刻巨型石人石兽置其墓前和墓上以表彰他的功勋，也寓意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一带战无不胜，威震匈奴。

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野兽食羊、卧牛、人与熊、野猪、卧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两件。

石雕、竖石、坟冢、草木共同组成了一个艺术综合环境。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既有天然的背景，又有人工的雕凿，分散的作品和人化的自然烘托了主题，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群体。霍去病墓前石雕的种类和布置方式，有别于前世与后世的陵墓石像。石雕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种类繁多，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

这些石雕采用了线雕、圆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按照石材原有的形状、特质，顺其自然，以关键部位细雕，其它部位略雕的浪漫主义写意方法，突出对象的神态和动感。风格粗犷古朴、气势豪放的陵墓石雕艺术珍品。这些石雕从形式到内容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其中“马踏匈奴”为主题雕像，其余则围绕这一主题，与坟墓所象征的环境结合起来作全面性的烘托。 《马踏匈奴》

它以艺术的象征手法概括了霍去病一生抗击匈奴的丰功伟绩。造型为一匹马脚踏匈奴。石马高1.68米，长1.9米，一只前蹄把一个匈奴士兵踏倒在地，匈奴士兵手执弓箭仰面朝天，露出畏惧的神情。用意在于表现了大汉帝国的强盛，还有霍去病将军征战的功绩。作品通过寥寥数笔的雕刻生动地表现了战马的勇毅和匈奴的挣扎。 《伏虎》

作者利用一块波浪起伏不规则的石料，把凶猛桀骜的“虎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虎头、颈与胸连在一起，似为积蓄力量，一蹴而发。虎尾倒卷于背上，虎身斑纹不雕而现，异常生动。 《跃马》

马奔腾而起的气势在这件石刻作品上，表现得韵味十足。有动感，有力度，给人以壮美，刚健雄豪的振兴激情。跃马表现了闻惊而动，将要奔腾而尚未完全跃起的霎时间瞬息动作姿态。由静而动，如箭在弦上，发则风驰电掣，势不可挡的冲劲，这正是骏马雄烈气概的最佳艺术表现。这样的石马，出现在霍去病墓上更能使人联想到青年将领的果敢剽悍威猛。 《石蛙》

长285，宽215，高55厘米，同样是采用天然石料，运用线雕雕刻方式，在石块上的一角刻着青蛙的眼睛，长着小嘴。在石蛙的背上用线雕刻画几笔，更显惟妙惟肖。 《石鱼》

长110、宽44.5、高70厘米，都是在石材表面稍做雕凿，让雕刻真正成为一种画龙点睛的艺术，而其特殊性也就表现在似与不似之间，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野猪》

长163，宽62厘米，这座石雕是雕刻着刻意选用棱面交接的条石，采用崭凿手法，塑造野猪的形象，说明了雕刻者熟悉野猪的习性和形象。 《人抱熊》

利用了起伏不平的人型类似“鹅卵”的石块，运用浅浮雕的工艺和石块的形状雕刻出人的上半身，用粗大的双手，正抱噬一只小熊，形象虽粗犷，但野人的神态面貌却被刻画的形神尽致，这也正是西汉时代粗犷遒劲风格得体现。 《卧象》

霍去病墓前石刻很显然已脱离了石刻艺术的初级阶段，其艺术构思、表现手法、雕刻技法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石刻上有两处题铭，一为“左司马”，一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从石刻可知，这批石雕出于官府工匠之手。而宿伯牙和霍巨孟两位山东人极有可能就是石雕工匠中的两位作者。 《卧牛》

在这个系列雕塑中，每件雕塑都由一整块石头雕成，可以想见当时的雕刻者，会先长期观察石块的造型，然后想象出到底像什么，然后用尽量少的雕刻，完成作品。这种创作方法展现了独特的华夏美学。它们既是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对自然物的审美的体现；也是中国艺术对意向神韵追求，超越了对形似追求的范例。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当代雕塑家们也从中汲取了非常多的营养，创作出很多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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