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现传世国宝（本藏中国三十二大国宝级文物）

日本发现传世国宝（本藏中国三十二大国宝级文物）

日本与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隋唐时期，日本就曾遣使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自隋唐以来，日本一直以中国为文化母国，虚心学习，对中国文化仰慕至极，并大量输入各种艺术品，经过数百上千年的时光，到现在留下了相当一批珍宝。而且，近代以来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其中得到中国国宝级文物最多的，也是深谙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其藏品质量丝毫不逊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

近代以来日本等列强入侵，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以下本人就日本各大博物馆藏珍贵的三十二大中国国宝级文物（上）进行盘点。

1. 商虎食人卣（京都泉屋博古馆）

商虎食人卣（中国青铜器精绝之作）

这件虎食人卣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此器和许多出土于湖南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这件作品究竟是要表现老虎吃人的凶猛，还是人兽和谐的天人合一，历来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商代青铜器中很少有比这件更奇异复杂的。此器共有两件，相传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宁乡市沩山乡境内），后来都流落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此器装饰华美，在我国青铜器史上堪称古代艺术的精绝之作，也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另一件为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是现存最知名、最有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几件中国古代青铜器珍品之一。

2. 商双羊尊（东京根津美术馆）

商双羊尊（存世仅有的两件之一）

羊在中国的文化中一直是温顺、善良的形象，也传递着吉祥的寓意，不少器物的造型、雕刻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双羊尊”目前全世界仅有两件，却都流失在海外，其中一件在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则在日本根津美术馆。此尊造型为两只羊前躯相背、背托容器，造型上浑然天成、别出心裁，羊角大弯曲，尊口下饰弦纹和龙面饕餮纹，较为罕见，其艺术价值比大英博物馆藏品更高。因其优美的造型和极高的艺术价值，根津美术馆的门票也设计成了双羊尊的造型。此器造型独特，是目前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两件双羊尊之一，代表着中国青铜器雕刻历史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弥足珍贵。

3. 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东京永青文库）

战国金银错狩猎纹铜镜（中国最早的人物镜）

这枚铜镜直径17.5厘米，小圆纽，饰有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三组为错金的涡纹，三组为错金银的图饰，其一为披甲骑士持剑握缰刺猛虎，其二为两兽相斗，其三为展翅欲飞的凤鸟。其制作技术和制作艺术都足以证明其是独一无二的国宝级文物。民国年间出土于洛阳金村东周大墓，后被日本人所得，现藏于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此镜质地精良，错嵌金银，结构对称，尺寸得当，寓意丰富，图饰逼真，是东周时期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统一，其骑士刺虎图中的人物，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镜面上的人物形象，因此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人物镜”，是日本藏中国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两件之一。

4. 西汉金马（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马（西汉金马孤品）

这件金质御马为纯金打造，实心，长约30厘米，高约20厘米，重量约10公斤，国内目前已不存，唯一一个跟它比较接近的是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阳信公主墓出土的鎏金大铜马（空心）。但这件是西汉时期纯金的，比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铜马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此马从前面观察是静态的，双足垂立整齐站着，腹部和胸前的肌肉都很饱满，脖颈修长。从侧面看金马的屁股非常圆润，马尾巴又是翘起状态，很像是现实生活中马要拉屎的状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这件金马风格高度写实逼真，造型生动形象，是以汉代御马为模型所制，是目前仅见的西汉时期以黄金所铸马匹，其文化历史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巨大。

5. 西汉金冠（甲贺市美秀美术馆）

西汉金冠（西汉金冠孤品）

这顶西汉皇冠不仅使用纯度极高的黄金制成，而且雕工十分精美，还镶有绿宝石，极为罕见。西汉时期的帝王都是不戴皇冠的，这顶金质皇冠可能来自外国的进贡，或者是当时工匠根据国外的君主皇冠仿制出来的作品，现藏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美秀美术馆。皇冠上镶嵌的宝石是绿松石，这些宝石的级别是“瓷松级”。所谓瓷松，是指绿松石打出的断口近似贝壳状，抛光后的光泽质感均似瓷器，故得名瓷松，是绿松石中的优质品，是绿松石中最上品。此金质皇冠做工极为精美，其镶嵌的绿松石为“瓷松”的珍品，因汉代金质皇冠在国内根本没有实物，实属弥足珍贵的稀世珍品，其珍贵程度和研究价值完全难以估量。

6. 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福冈市博物馆）

东汉“汉委奴国王”金印（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文物）

这枚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清晰的说明了倭国是汉朝的附属。《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中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这枚金印后来不知所踪，直到1784年，才在九州的福冈，由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经专家考证，汉制赐给太子及诸侯王的金印，一般是龟纽，赐给臣服国国王的印纽则多用蛇、芋、骆驼等造型，日本出土的这枚金印符合汉制。此印经与史籍的参照印证和与“滇王之印”、“广陵玉玺”的对比分析，其可靠性已得到证明，进一步证实了中日两国交往的渊源关系，是中日外交史上最珍贵的文物。

7. 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京都知恩院）

西魏《菩萨处胎经》五贴（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

此卷为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陶仵虎写造，字大如豆，书法为北碑一派，笔意自如，全无石刻方拙之态，其超凡入圣之处，实有不可思议之妙。译者竺佛念是东晋十六国时知名的译经僧，于姚秦弘始年间（399～416），译出《菩萨璎珞经》、《十住断结经》、《出曜经》、《菩萨处胎经》、《中阴经》等五部，被誉为苻姚时期之译经宗师。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京都知恩院。这卷经书纸张精美，笔意稳健，是难得一见的神品，是目前人世间手手相传的最古老的经卷，可能也是世上仅存的西魏墨迹，价值无可估量。

8. 隋丙子椒林剑（东京国立博物馆）

隋丙子椒林剑（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

丙子椒林剑长约65厘米，形制为单刃直刀，切刃造，因其刀身上有“丙子椒林”的金象嵌刀铭，故此得名，如今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的国宝级藏品。丙子椒林剑名为剑，实为隋直刀(或环首刀)，之所以叫剑，是因古代日本以剑为贵之故，刀作剑名，这在日本是习以为常之事。“丙子”为此刀锻造年的干支，而“椒林”则是如干将、莫邪之类，是锻造者或是刀工技法的名字，或者是地名，古有椒林岗，“丙子椒林”可解为丙子年铸于椒林。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此刀流传1400多年，保存完好，据传是日本圣德太子的佩刀，是极为难得的隋直刀实物。

9. 隋七星剑（大阪四天王寺）

隋七星剑（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四天王寺是日本最古老的官家寺院，公元593年由圣德太子所建立。四天王寺在日本的地位很高，它不仅仅作为佛界守护、镇护国家的寺院而成为政治外交的中枢，而且还是美术工艺产业等日本文化的发源地。这把藏于四天王寺的七星剑刀条为切刃，烧直刃。有极其轻微的内弧，刀身两面都有开双槽，布满星辰跟祥云纹饰；吞口处刻了一个龙头纹吞口。此刀因为本身刻有龙吞，所以在下以为没有另外加“刀镞”。此刀已经被日本研师从新研磨过的，虽然呈现出了原刀的肌理与刃纹，可是刀身的星辰祥云纹饰也因为研磨而变得模糊不清。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大阪四天王寺。此刀整体状态完好，无缺无崩，可能是隋朝的礼仪佩刀，刀身上的祥云纹饰是典型隋唐云纹，曾为圣德太子的佩刀，为传世千年的国宝级名刀。

10. 唐水龙剑（奈良正仓院）

唐水龙剑（唐刀形制的范本）

唐刀又叫唐横刀，是我国隋、唐代四种军刀制式的总称，因为材质关系，铁制刀剑极易腐蚀，不易保存，是故唐刀名气虽大，但中国目前尚未见到一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代唐刀。这把水龙剑全长80.2厘米，刃长62.3厘米，为切刃造型，镐更朝向刀锋的方向的造型，刃较厚，呈现向刀刃方向微有弧度的内反之姿。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金银钿装唐大刀同为日本国宝级唐刀。古代日本以剑为贵之故，刀作剑名，这在日本是习以为常之事。唐代流入日本，现藏于奈良正仓院。此刀保存状况十分良好，着实不易，曾为日本天皇的珍藏，是正仓院保存最为完好且制作最精美的唐刀，而中国国内许多刀剑商用现代工艺锻造的唐刀，也都以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这两把唐刀为形制范本。

11. 唐贺知章《孝经》（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贺知章《孝经》（贺知章唯一存世真迹）

此卷纵26厘米，横265.1厘米，以草书写“今文孝经”本文，无署款。据卷末小楷识语“建隆二年（961）冬十月重粘裱贺监墨迹”，推测为贺知章之作。北宋《宣和书谱》中亦著录有贺知章所书孝经。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现可见的草书作品只有《孝经》。此书法中锋行笔，圆浑苍润，尤其是勾挑之笔，顿如山安之后，趯然而起。从结体上看，非常开阔，字形摇曳摆动，机趣横生。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现藏于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卷用笔酣畅淋漓，点画激越，粗细相间，虚实相伴，章法犹如潺潺流水一贯直下，充分地体现了他那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浪漫情怀，为贺知章的唯一存世真迹。

12. 唐摹王羲之《丧乱帖》（东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唐摹王羲之《丧乱帖》（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

此帖纵28.7厘米，横63厘米，是王羲之为表示自己的无奈和悲愤之情所作。此帖为硬黄响拓，双钩廓填，白麻纸墨迹，笔法精妙，字体跌宕起伏，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完全表达了书圣写字时“追惟酷甚”的心境，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唐代时流入日本，相传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候带到日本的，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此帖摹填精良，笔法精妙，是最接近书圣原本的摹本，为晋唐书法中的极品，完全可以和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快雪时晴帖》和北京故宫的秘宝《神龙兰亭序》并驾齐驱，是研究书圣王羲之艺术创作的珍贵资料。

13. 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大阪市立美术馆）

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盛唐人物画的代表作）

此图纵27.5厘米，横489.7厘米，是唐开元时期天文仪器制造家、画家梁令瓒的传世作品，绢本设色，原分为上下两卷，前半卷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此图现只存在五星及“角”至“危”十二宿神形，计17图，应当为上卷。星宿一般都与占卜相关联，而此图将天文，传说和世俗理念组为一体，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每个星、宿各作一图，或老人，或描绘成女像，或是画成怪异的形象。有的人物骑着牛，有的手中拿着器物，面部特征与表情也各有不同。设色以黄色为基调，另有朱、青、绿、黑各色配合。衣褶、人体和兽身都采用晕染法，稍有立体感。此图分上、下两卷，上卷清末藏于北京完颜景贤家，下卷流落日本，民国初年上卷亦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此图笔法十分细密，人物用游丝描划，细劲秀逸，匀洁流畅，设色古雅精微，为盛唐时期人物画的代表作，极其珍贵，为研究唐代的人物、走兽、花鸟及山水画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14.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五弦琵琶传世孤品）

这件琵琶通体紫檀木，直项，琴轸分列琴头两侧，左三右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神品，琵琶一般都是四弦，而这个是传世唯一一个五弦的琵琶，而且乐器极度华丽，唐代的螺钿镶嵌技巧被它发挥到了极致，世界上现存的能表现大唐盛世繁华的文物，最典型的大概就是这件五弦琵琶。所谓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人物、花鸟、几何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画面需要而镶嵌在器物表面的装饰工艺的总称。螺钿的"钿"字，据《辞海》中注释，为镶嵌装饰之意。它是唐朝宫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北院。这件五弦琵琶装饰极度华丽，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五弦琵琶传世杰作，被视为是圣武天皇所有藏品中的第一名品、同时也被视为日本皇家收藏中的最珍贵宝物。

15. 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四弦曲项琵琶（唐代乐器精品）

此四弦曲项琵琶样式与现在日本所演奏的四弦琵琶没有太大差异，为中国唐代制品。四弦四相，曲项，琴体背面的木画极为珍贵，表面彩色画（拨受部分）衬底为皮革制，从绘画技法来分析当属唐代早期画风。这种四相琵琶为唐代使用的纯西域式琵琶，与今日中国流行的14品相琵琶不同，而与日本雅乐使用的同制。日本雅乐所演奏的琵琶曲，也多出自中国唐代。此琴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无缺，琴体背面的木画为正仓院中屈指可数的珍品，纵观整个东亚乐器文物中，此器也是极其珍贵的精品，研究价值极高。

16. 唐螺钿紫檀阮咸（奈良正仓院）

唐螺钿紫檀阮咸（唐代螺钿阮咸传世孤品）

阮咸（简称“阮”）是一种汉族传统乐器，相传西晋阮咸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其形制为四弦有柱，形似月琴。阮咸始于唐代，元代时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人们喜爱的弹拨乐器，有了广阔的音域和丰富的表现力。此阮咸长100.5厘米，四弦十四柱，面板正中贴圆形皮革，上绘一女子在树下弹奏阮咸，周围三人听琴。皮书上涂漆。皮画上方左右各饰一圆形装饰，均嵌贝片和琥珀；覆手以玳瑁地嵌贝片和琥珀装饰。背板用贝片、琥珀和玳瑁装饰，中心为一朵有花蕾的八叶宝相花，上下各有一只飞翔的鹦鹉，口中衔着长长的彩色珠链。此器工艺之精细，造型之秀美，令后世阮作望尘莫及，再现了大唐盛世的繁华景象，为传世唐代螺钿紫檀阮咸的唯一实物。

17. 唐金银平文琴（奈良正仓院）

唐金银平文琴（极为罕见的古琴珍宝）

此琴长114.2厘米，首部宽16厘米。琴体桐木斫，岳山、龙龈紫檀制，髹紫色漆。岳山部有七弦穿孔，两眼足缺。琴有冰纹断，表面装饰金银平文之人物鸟兽花草水波纹。唐代时流入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八年（公元814年）五月被收入正仓院宝库中。龙池下用楷书刻有四行十六个字的琴铭，所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金银平文琴之铭文，乃东汉李尤所作，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琴铭。与其他中国国内传世古琴的铭文相比，这张琴缺少了自己的名字和印章，而且也没有预留出相应的刻写位置。在我国古琴史上，像金银平文琴这样豪奢装饰的琴应该是存在过的，不过后来完全被“素琴”所替代而逐渐消亡。此琴是以金银平文工艺制作出的宝装琴，其纹饰雍容华贵，工艺精湛，被视为正仓院所藏平脱器中的上乘佳品，是一件来自唐朝流传有序的古琴，乃是今日罕见的古琴珍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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