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鱼 图|张翔​

提起滨江道，不仅天津人妇孺皆知，外地人也多耳熟能详。滨江道东北起张自忠路，西南至南京路，全长2000多米。1860年，今大沽北路以东沦为法租界，1886年筑路，名葛公使路，又名四号路。当时广东人多来此经商或居住，故俗称广东街。1897年，法租界向今大沽北路以西扩充，1900年后葛公使路向西南延筑，称福煦将军路，又名二十六号路，又因有绿牌电车通行于此，俗称绿牌电车道。1946年收回租界后，国民政府以原滨江省命今名。

下图：30年代滨江道街景

“大夫街”得名之由来

1925年至1930年，随着今滨江道和和平路交口处的劝业场、交通旅馆、惠中饭店、浙江兴业银行等四所大型商业和金融建筑陆续出现，逐渐形成繁华的商业中心，周边常住人口日益集中，相邻之三十二号路（今赤峰道），更因为北洋军界人士集中，而被称为“督军街”。达官显贵和巨商大贾的聚集，使这一地区的医疗需求大为膨胀，吸引了众多医生来此执业。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租界四号路和二十六号路（即今滨江道）、三十二号路（赤峰道）、二十一号路（今和平路）一带，已聚集有数以百计的小型医院和私人诊所，其中尤以二十六号路最为集中，时有“大夫街”之誉。

除了商业繁荣便于聚拢人气和富贵人家集中容易赚钱外，医生聚集在法租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助推经济发展，这里把行医条件放得较宽。相比之下，当时英、日租界的行医限制则较多。以英租界为例，非英国医学院毕业生不准开业；在租界居住地区的香港道（今睦南道）、伦敦道（今成都道）上，东起牛津道（今新华路）西至都柏林道（今桂林路）地段，禁止任何国籍医师挂牌行医。1938年后，英租界的有关政策虽开始放宽，但仍然要比法租界严格。

因为主顾大多有钱有势，故法租界的执业医生，也需要相当资历和经验，这样才可能立足。这里的私人诊所，西医一般有药物调剂等设备，中医则既有在中药店坐堂的，也有在家挂牌应诊的。收费没有统一标准，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西医私人门诊收费一至二元，少数也有五角的，出诊费五至十元。敌伪时期，则跟着物价涨落随时波动。名望高的大夫，收费要偏高一些。

下图：位于法租界26号路的河合齿科医院

二十六号路上的中医

根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话号簿、报刊广告及名医孙璧儒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在二十六号路执中医业者有王绍荫、陈微尘、董晓初、王季儒、刘云鹤、郭眉臣、赵沛霖、田乃赓等人。

王绍荫（1892—1966），天津市人。出身中医世家，早年随父学医，1937年行医津门。他长住惠中饭店，专攻中医妇科。1952年与王季儒、孙幼林成立和平中医联合诊所，1956年收归国有。1957年参加组建第三医院中医科。善治眩晕，《津门医粹》有其医案。

陈微尘（1896—1969），字振奇，湖北浠水人。住法租界二十六号路124号。出身官宦之家，不但学问好，而且善于书画，被誉为中医界才子。因南京国民政府歧视中医，一度废医存药，他被迫靠其他职业为生，业余才偶而行医。1934年到北宁铁路局任总务秘书。1935年南皮张铉为《陈微尘五种》作序，称陈氏“少于书无所不读，以能尽通诸术巧，然耻以微末自见。往来江淮河朔之间，垂二十年，思有以展其抱负，而终无所遇。前年以母疾走大连，奋其无良医，始微露其术，已而大效，慕而就诊者日百十人。”1956年到天津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任中医科主任，1963年退休。其医案和诗文稿等，俱在“文革”中散失。他曾专门撰文，从医理上阐述女性缠足之危害：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董晓初（1901—1968），江苏武进人。自幼习医，19岁去沈阳，翌年考取中医。“九一八”事变后来津行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天津中医医院工作，任内科主任及中医学会副会长等，对内科、妇科、儿科都有颇深造诣。

王季儒（1910—1991），别名王庆鸿，山东历城人。1928年随父在津学医。1936年考取中医。1937年拜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为师，1940年个人开业。新中国成立后，发起成立天津和平中医联合诊所，任所长。1957年调天津第六医院（今长征医院），任中医科副主任、主任等。著有《温病刍言》、《肘后余集》。

刘云鹤（1912—1980），名植理，字相如，直隶宁河（今属天津）人。三世为医，以针灸、内科著称。曾任天津《中南报》医药卫生顾问及撰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总医院中医科副主任，为天津中医学会常务理事。

郭眉臣生平履历不详，但他有两件事颇值得说：一件是他趁给梅葆玖治病之机，向梅兰芳推荐其外甥奚啸伯，使奚很快成名；另一件是吴佩孚生前请郭医牙，因药中有二两石膏，吴担心药力太猛不肯服用，以至被日本医生乘机而入，不治身亡。

赵沛霖、田乃赓，在当时乃至解放后的天津中医界，也都有着较高知名度，可惜因资料匮乏，我们对其已知之甚少。

还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也常常来津在二十六号路应诊，每年短则两三个月，长时可达半年。其应诊地点多在松茂堂，孙璧儒则回忆在北辰饭店，不知这本来是两个地方，还是松茂堂即是北辰饭店之商铺。施今墨（1881—1969），浙江萧山人，原名毓黔，字奖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

二十六号路上的西医

1949年前在二十六号路执业的西医有周颂声、董良民、徐维华、訾伯谦、郎敬衡、俞保康以及李德久、俞素吟、尚伯华、刘少忱（非中医刘少臣）、赵孝伯、刘少青、刘彬如、刘云鹤、李伯衡等。

周颂声（1879—1964），山东安丘人，著名生理学家。清末中秀才。后就读济南高等学堂。1903年官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宏文学院大学预科攻读，1907年升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1911年获医学学士学位。1912年与留日归国同学创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19年被派赴柏林洪堡大学研究生理学，获德国医学士学位。1922年4月至1923年12月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24年再次赴东京，在帝国大学研究生理学，1926年获日本医学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初回济南，创办山东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任校长。1949年后，受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生理学》和《体格及体力检查法》，后者由其学生——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作序。 1964年5月10日病逝。他20世纪30年代中期曾在天津法租界行医，时间估计不长。

董良民，满族人，早年就读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后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0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的同学组成艾酉学会，以联络感情、阐明医术、增进人类幸福为宗旨，董良民为10位理事之一。1931年，受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改名）派遣，赴德国留学，专攻眼科，获医学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市红十字医院任眼科主任，并在法租界二十六号路126号A开办诊所。后又与徐抡一、赵孝伯创办山东医院，地点在大营门。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徐维华，宁波人，早年就读天津海军医学校，毕业后留天津海军医学校医院工作。因连续三年欠薪，1929年辞职，被南京国民政府以“擅离职守”罪名通缉，半年后复下“姑念枵腹从公，以功折罪”十字公文，事遂不了了之。曾留学美国，专攻放射科。约1934年，与沈鸿翔（中国首位留法医学士，著名音乐家沈湘之父）、翁文澜、石怀璞、孙璧儒共五人，集资创办私立津宁医院，在东马路二道街口，分为门诊和住院两部分，诊费较各自私人诊所减半。五人每日定时应诊两小时，其余时间仍在家中应诊。1937年天津沦陷前医院停办。其私人诊所设在二十六号路128号。

訾伯谦（1910—1979），号长修。祖籍山东，生于天津。沈阳南满医科大学毕业，接着留学日本，回天津后在法租界二十六号路开办同仁诊所（今滨江商厦址，拆除前为滨江道235号），是著名皮肤科和泌尿科专家。1953年诊所停业，调咸水沽镇振华造纸厂任厂医。他早年曾居住在伦敦道伦敦里。其岳父杨世祜（号承甫），曾任伪河北省银行经理。其夫人杨迺庚，毕业于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是孤松剧团重要成员，为《雷雨》在国内首次公演时四凤的扮演者。

郎敬衡，著名牙医。在法租界二十六号路和意租界三马路同时开办诊所。他是留美医学士徐景文高足，从学十六年。曾在1937年交通部天津电话局编印的《天津电话号簿》刊登广告，自称“学识精微，经验丰富。治疗一切牙病，定期保好。镶牙补牙，舒适耐用。配置药牙膏、药牙粉、牙香水，保龈固齿，效力伟大。配制立止风火牙痛药面，立止虫牙痛药棉。对症使用，奏效如神。价格低廉，用法简单”云云。

俞保康诊疗所也颇为有名，其《北洋画报》的行医广告称“花柳病中以慢性淋病为最难根除，西医俞保康对于花柳一科有十数年之经验……非但毫无痛苦，且治愈迅速，永无后患”。著有《花柳病丛书》，1933年自印出版。

此外，李德久、俞素吟、尚伯华、刘少忱、赵孝伯、刘少青、刘彬如、刘云鹤、李伯衡等西医，在法租界也都擅名一时，可惜笔者未找到更多资料，仅知李德久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俞素吟专攻产科（诊所在二十六号路104号）。

下图：左侧为东亚医院

二十六号路上的医院

法租界二十六号路，除众多的私人诊所外，还有不少小型医院。其中历时较久且有一定规模的是东亚医院和大众医院。

东亚医院建于1920年。当时日本人田村俊次与法国福煦元帅妥商，独自在法租界内建医院，最后选址在二十六号路（今滨江医院门诊楼处）。田村俊次1944年去世，医院由其子田村亚泰继续经营。1945年天津光复后由国民政府接收，改称第六临时医院。该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每年11月照例举行菊花观览会，盛时展出菊花名品多达五百余种，然要有人介绍才能入院参观。

大众医院创办时间已难考知，天津沦陷时期其负责人为姜继武，其地址为旧一区滨江道332号。该院在旧八区北马路116号设有分院，当时有私立病床60张，医事人员26人。

以开办者名字命名的私人医院有鸿典牙科专门医院、启亚医院和李子涛医院。鸿典牙科专门医院，位于法租界二十六号路103号，创办人张鸿典。他1946年起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授，1952年该院与浙江省立医学院合并为浙江医学院后，曾任传染病学教研室主任、副院长等，因防治血吸虫病成绩突出，被解放军总后勤部荣记过二等功。启亚医院位于法租界二十六号路120号A，创办人冯启亚，德国医学士，专攻妇科、儿科，与周颂声合译过日本中村政司著《儿科学》，1935年由新医书局出版。她是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姨妈。李子涛曾留学日本，擅长内科。其院址在法租界二十六号路204号，东亚医院对过。

关于李子涛，有一段颇为惊险的经历。1941年初，舒季衡奉国民党军统局命令，来天津建独立潜伏电台，舒经同学表哥介绍，认识了李。某日舒到李家，李妻说李被人以出诊为名绑架，三日末回。正谈话间，海光寺日本宪兵队一位姓杜的（日本人），来找李子涛家属谈话，说李有私通八路之嫌，现关押在日本宪兵队。下午杜又到李家调查，当晚李被释回家。关于李子涛被抓一事，直到1950年日本宪兵队翻译张福来写交代材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一汉奸为诈财捏造的冤案。可是因这偶然的案子，舒季衡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1941年底日军接管英租界后，杜曾三次带人清查户口和登记收音机，舒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字条。至于李子涛，据说此后再也不出门应诊。

此外，法租界二十六号路还有两处特殊类型的医疗机构：一为健康精神治疗所，在二十六号路中和里150号；一为天津花柳病诊疗所，在二十六号路118号。花柳病诊疗所除主治花柳病外，还兼内外科和皮肤病等，并推广“最新戒烟法”，该所从业者有主任医师刘韶忱和医师殷寿增。刘1959年与人合作写过中医治肛瘘的论文，刊于《天津医药》杂志。

下图：基泰大楼近照

基泰大楼的名医

滨江道上的名医，主要集中在原法租界二十六号路，四号路则基本上限于基泰大楼内（今称长泰大楼，门牌为滨江道109-123号），该楼是1949年前中国最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基泰工程司所在地，除自行使用外，还大量向外出租。根据有关资料和回忆，在基泰大楼行医的有西医朱宪彝、黎宗尧、关颂凯、梁宝平、石怀璞、陈冠章和中医谷振英等。

朱宪彝（1903—1984）是我国临床内分泌学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被誉为“当代钙磷代谢之父”。他是天津市人，1930年北平协和医学院医疗专业毕业，并获士学位。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士后研究。1949年后历任天津医学院院长、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所长、河北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还是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内分泌学会主任委员等。

黎宗尧（1892—1975），广东顺德人，长期寓居天津。在唐山路矿学校学习时，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开除。后考入天津海军医学校，为第十三届毕业生。1920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热带病科、凡雪尼亚大学眼科学习。1923年返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师、北宁铁路局医师、天津北洋女医院医师、塘沽永久医院医师等。1924年，在津协助洪麟阁、连以农等组办达仁济贫医院，为附近地毯工人治疗职业病和眼病。“七七”事变后，在基泰大楼设眼科诊所。1946年重回塘沽永久医院任医师。1949年后，任颐中烟草公司医师、河北医学院教授、天津市眼科医院顾问及天津市第二中心医院眼科主任等，对天津眼科专业发展贡献很大。据说他性沉默，喜读书，很少社交活动。

关颂凯，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留学美国，归国后在母校任职。1942年，北京协和医学院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与卞万年、卞学鉴、王志宜、方先之、林景奎等同赴天津，合资开办恩光医院。他在基泰大搂的诊所位于212号房间，据说其手术作业精确，循规蹈矩，一般操持均躬自为之。关颂凯敏言慎行，颇有学者风度。

梁宝平之诊所设于基泰大楼二层，其在《北洋画报》刊发的广告称，可治疗眼科、耳鼻喉科、内外科、痨伤、皮肤花柳、淋浊、妇婴各症，还特别介绍了诊所的各种设备，如太阳光灯、热灯、蒸馏电机、诊疗仪器、折光配镜电机等，这些在当时都属于比较先进的玩意，因此特别在广告中揭示。

（编辑：张翔 swell1009@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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