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对于“皇帝是否都存在着帝王情结？”以为“帝王情结”只适用于并非帝王出身的伟人或是普通人的这种想法，笔者以为“否”也。

帝王情结并非指出生于帝王之家或是掌握帝王之权，而是无意识的模仿、追求与帝王标准相符的一切的内在冲动和外在行为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身帝王之家的帝王接班人或是掌握国家命脉的王者可能毫无帝王情结。

尴尬、屈辱的生父之谜

·“千古之谜”的争论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明确记载了始皇的身份乃庄襄王之子也，而且交待了出生的时间、地点。假如只有这一条史料，就可能不会有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这一说。

那么，羸政是吕不韦之子这一说究竟从何而来？原来《秦始皇本纪》中虽然指出赢政乃庄襄王之子，但却并未指出是其亲生的。且司马迁除了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羸政的出生外，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也有提及，而且出生过程交代得更为具体。

而后人写史，因为《史记》可信，所以多釆用史记中的说法，“北宋时期，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就将上引《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几乎一字不易的转录其中。”以致吕不韦是羸政之父的观点流传了下来。

但是司马迁为什么不在《秦始皇本纪》中就明确记载羸政的亲生父亲就是吕不韦，却在《吕不韦列传》中提了出来？这也给了后人无限遐想和怀疑的空间。

不少人学者认为羸政不可能是吕不韦之子，并提出疑点，最具典型的代表有明王世贞、清梁玉绳以及现代的大学者马非百和郭沫若两位先生。

例如，郭沫若先生曾明确指出“秦始皇不仅不是吕不韦的儿子，而且毫无疑问地还是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个传说只见于《史记》。”

梁先生也对“至大期时，生子政。”这句话作了考证推测，认为“大期乃十月之期，不作十二月解”，始皇过期而生“可疑也。”史记分两处载之，正是为了“别嫌明疑，合于《春秋》书子同生之义，人自误读《史记》耳。”

当然也有人认为“司马迁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的记载必有根据”，比如于琨奇先生，他举出《汉书》中记载的有关始皇的事例进行说明，认为汉代也有许多和司马迁一样的记载，以此证明司马迁是秉笔直书，关于始皇的亲生父亲的争议早已有之。

《汉书》经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相继合力完成，其主体部分由班固所写，但倘若要说《汉书》的写作时间，应从最早的班彪算起。班彪生于公元年死于公元年，就算一出生就幵始写书，《汉书》的写作时间也要从公元年算起。而《史记》成书于公元前年。

这就说明两书成书时间之间相隔至少年，那么《汉书》的写作材料就很有可能仿照或是运用《史记》中的资料，这样我们又怎能因为汉书中有与《史记》相同或是类似的材料记载，就证明《史记》记载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但是尽管于老先生的这种印证结论的方法并不可取，其结论却是可以认同的。因为司马迁写《史记》一向反对不顾历史，为尊者讳的做法，坚持秉笔直书的写作传统。其书中的内容记载的准确性很多也被一些考古材料和简赎材料所证实。

因此司马迁将两种不同意见同时记录下来，并非失误，而是有意留给后人斟酌、考查，一定程度上正是其秉笔直书的表现。而对于究竟谁才是赢政的真正父亲，现在也有学者如张汉东、陈实考证说确是吕不韦，但之后又有人提出，关于始皇的身世缺乏有力证实材料，历史不能重新来过，因此这将是一个千古之谜。

·“迷”与帝王情结的形成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关于秦始皇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历史问题，其结果至今不了了之。而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表面看来与秦始皇帝王情结的形成似乎也无多大关系。

但是荣格曾说，情结能够体现人们在某些方面的自卑，却不尽然，有时它仅表现为对某些事物的对抗，从而成为其努力的动力。由此分析秦始皇的帝王情结某种程度上可能反映出始皇心理的某种自卑，但是却并不以自卑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努力获取某一方面的成功，比如成为皇帝，取得最高统治权。

又心理学上有案例证明，家庭隐私与人的自卑心理之间有着重大联系。当这些自卑的人又尚未有能力与之抗争，根据心理学研究，这时往往他们先是产生低人一等的感觉，然后以“退缩”的方式来应付这种自卑感。

但是正如詹姆斯多布森所言“虽然他们提供了应付自卑的方法，但对自我的怀疑依然存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办法，就是‘补偿’。”这里的“补偿”就是指上文提到的在某一方面自卑，而在别的方面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从而对已有的自卑进行一定的弥补甚至是超越。

秦始皇的生父问题尽管属于个人隐私，在当时难免会有好事者提及或问及，并会产生不少相关的流言蜚语。当这些流言蛮语传入年幼的羸政耳朵，他便会不自觉地感到自卑，然后尽力寻找补偿。

秦王十一年，吕不韦回河南封地后仍四处结交诸侯，吕不韦大肆结交诸侯，这是专制皇权的大忌，本应直接杀无赦，但始皇没有这么做，只是对其进行责问并将其迁徙。

难道秦始皇不想杀吕不韦？其实否也。将这件事与生父链、谬毐案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吕不韦带给始皇的不只是权力上的威胁，还有心理上的隐痛。因此，于公于私，他都不可能饶过吕不韦。

再看之前的谬募案，秦王没有“诛相国”而是“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秦王果真是“不忍致法”？其实这是法家思想中君主玩弄权术需要，如果我们把“其奉先王功大”看做是饶恕吕不韦的一个重要理由很牵强。

羸政一向崇尚法家思想，因此重实利，轻虚名。侍奉先王功即使再大，也已经是过去时，历代君王大多信奉“狡兔死，走狗烹”。何况是“得志亦轻食人”的秦始皇因此宽恕的原因只是由于其宾客辩士的劝解，始皇是不可能毫无理由地一意孤行而拂百官之意的。

同时这事也关系到母亲的名誉，皇族的尊严。因此，无论如何在此时是不便公开处死吕不韦的。但是他为了维持自己明智、宽容的形象，又故意将吕不韦“奉先王之功大”说出来，至于以后再犯天颜将两罪并罚。

现在回到秦王对吕不韦最后的责备，我们可以看出这时始皇完全可以杀掉吕不韦，但他并未直接颁布封杀令，却最后逼得不韦饮鸦而死。

这正是两罪并罚的后果，吕不韦也自知是必死无疑。由此可看出，始皇的这一系列行为是有意为之而且蓄谋已久。

复杂的童、青年经历

按照《史记》所载，贏政的正式父亲乃庄襄王异人，异人的父亲乃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异人因为母亲不受宠爱，因此虽是帝王之后，但在遇到吕不韦之前却是个落魄的王孙贵胄，被“托于不可知之国”，生活窘迫，且一旦订约双方任何一方毁约，他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机。

羸政是吕不韦姬与子楚结婚后所生之子。因为生于“正月”取名“政”，又因此时子楚一家尚未回国，仍处于赵国，所以以氏为姓，取名赵政。

关于为什么姓“赵”而不姓“羸”，于琨奇先生在其著作《秦始皇评传》已有详述。

秦昭王五十年，秦国与赵国发生了一场大战即邯郭之役，赵国惨败，于是准备杀掉尚在赵国的秦国质子以泄心头之恨。最后赢政母子得救了，但他们却分别与丈夫和父亲分离。至此，赢政母子艰辛而漫长的等待开始，直到五十六年，昭王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子楚为太子，才接回贏政母子。

与父亲分别以后，羸政和母亲开始了一段艰难、屈辱的藏匿生活。这样一晃就是六年，到羸政回国之前，他已经八岁。

这六年虽然史书没有记载羸政与母亲所发生的事情，但为了躲避赵国的追捕，赢政出生后随母家姓赵而不姓赢，不得不仰仗母家庇护，这难免让他遭受嘲讽和鄙视。

由此可以推测这六年可能是秦始皇童年最痛苦最黑暗的时期，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和欺负，深深地让他感到耻辱和自卑。因此怀着满腔仇恨，在秦王十八年攻赵后，“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赢政回到秦国后，尽管还是一个孩子，但是他仍旧不能今天的孩子一样过安静、祥和的日子。回国的第一年太祖父、祖父相继去世，父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人们还来不及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走出，战争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漫。

这一连串的战争，使羸政清楚地意识到战争避不可免，他的一生注定要承受确烟之苦，只有强者才能在战争中生存下来。这使得他今后的行为不自觉地向追求最强的方向迈进。

另外，羸政的父亲异人并不长寿，庄襄王三年时撒手人寰，传位于羸政。但“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因此在秦始皇举行成年礼之前的这段时间，秦国的大小政务主要由太后和丞相吕不韦处理，贏政也在吕不韦的监督之下进行了系统的王储教育。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赢政对帝王思想和理论有了初步了解，并深深地迷恋上帝王“权术和法治思想”，所以对见到韩非子是“死不恨矣”！而另一方面，尽管庄襄王早逝，然“战争”却未止。

这里的战争既包括无确烟的战争即政治权利的角逐，也有与六国之间的有稍烟的战争。多年来，在吕不韦的培养之下，羸政已然成为一个合格的君王。

结语

他智斗吕不韦和谬毐，处决了对他带来权利威胁和心理耻辱的敌人，初步显示了他的帝王素养。而这场政治战争既锻炼了他帝王性格中的冷毅和指挥若定，也坚定了其“大帝王”的野心。

从吕不韦、谬毐手中夺来的权利，让他享受了从未有过的至尊地位。“登基之后，他作为国王的意识肯定与日俱增”“除了自己的生身母亲外，他把任何人都看成自己的臣子，并要求他们以对待国王的礼仪对待自己。”

而与六国的战争，更是让其一扫童年的自卑，以为自己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至此，其帝王情结已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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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