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英语怎么说(拱手作揖英语怎么说)

43岁的新西兰变性人劳雷尔·哈伯德将参加女子87公斤级举重比赛，并将于8月2日与中国选手和王展开角逐。消息一发布，迅速冲上热搜。

跨性别举重运动员参加公平吗？至少国际举重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都确认她符合所有参赛标准。2015年，国际奥委会修改章程，正式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赛资格指南详细规定了跨性别女运动员的睾酮水平，比如在过去的12个月中，血清中的总睾酮保持在每升10纳摩尔以下，等等。哈伯德遵守了相关规定，也因此成为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尽管如此，争议并没有停止。有专家指出，这个指南很难抵消经历过青春期的男性的生物学优势；媒体分析，哈伯德在“性别转换”前曾是一名男子举重运动员，但在国际赛场上成绩平平。2017年参加女子团体赛后，在各项比赛中获得“六金一银”。比利时选手安娜·范·贝林亨也通过媒体发表了讲话。她尊重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但哈伯德的参与对其他女性参赛者不公平。

除了竞争是否公平的讨论，跨性别群体的困境也重新浮出水面。在现有规则尚待完善的环境下，跨性别者能否在体育赛场上与其他人同台竞技？更重要的是，与其他性少数群体相比，跨性别者是少数中的少数，不仅在生活中受到外界的排斥和歧视，也没有得到其他性少数群体和女权主义者的支持。本期分享与变性人相关的事实、观点和争议。

是“她”还是“他”？

性，谁错了？

最近备受争议的新西兰女子举重运动员哈伯德(Hubbard)在2017年重返比赛前接受了五年的激素治疗。回来后，她接受了新西兰国家电台的简短采访。哈伯德谈到了她参加举重的初衷，这与塑造她的男子气概有关。早在1998年，当时还被称为“何”的哈伯德在新西兰青少年105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5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00公斤的成绩打破新西兰纪录。换句话说，她一出生就被指定为男性，她努力适应困住她的性别框架，以男性的身份生活。

新西兰女子举重运动员哈伯德。

扮演一个“正常人”是很多跨性别者长期的日常经历。“非男即女”，传统的二元性别分类方法也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大多数人，尤其是性别化的群体，可能对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不会多想。然而，对于跨性别者等多性别群体来说，“成为”或“成为”一个被社会主流所接受的“男人”或“女人”，可能是他们每天乃至一生的困惑和挣扎。

“变性人”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说法。对于“跨性别”的内涵和外延，学术界莫衷一是。跨性别身份的光谱是多样化的，并且不断变化和流动。总的来说，在讨论中，跨性别越来越被视为一个统称。

“跨性别”挑战传统的性别分类，同时又具有包容性。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容纳所有和任何不适用的性别身份，并溢出二元性别假说。在日常生活和社交媒体中，一个人是否跨性别，取决于ta个人对自己性别的认知和选择。一个“跨子”可能同时拥有多个性别身份，ta可以同时是任何常规和非常规性别，如男性、女性、酷儿性别、非二元性别、流动性别、变装者、变装女王等。在跨性别群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通过激素、手术等方式进行性别确认(原名“性别重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可能对自己的生理性别没有异议，但可能在衣着、举止、个人称呼等方面追求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和主流或社会范式不同的性别表达。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不再将跨性别者归为精神障碍。然而时至今日，“性别认同障碍”这个旧名在一些地方仍被沿用。跨性别者要拿回自己性别的解释，成为自己的第一步，是成为医院或相关机构认证的“精神病人”。

人口学对跨性别群体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一个原因是学术界对“跨性别者”的定义和标准不明确；不同于一刀切的传统二元论性别标签，“跨性别”的内涵是宽泛的，是一直在变化的。国际上关于跨性别人口的统计数据大多来自北欧、北美等发达国家。由于统计方法和“跨性别者”定义的差异，数据浮动幅度较大。以美国为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研究所2017年的最新报告估计，跨性别人口占总人口的0.6%，而在这个微小的数字背后，是140万各类人群和生物。

另一方面，跨性别者作为一个边缘化的人口群体，在社会中往往是隐形的。一些已经完成性别确认的跨性别者可能会选择彻底封存自己过去的性别身份；有些人已经等不及跨性别群体，尤其是其中的青少年自杀率远高于一般人群的那一天了。一些调查显示，至少五分之一、至多近一半的变性人曾试图自杀。

这种看不见，包含了很多无奈。一方面，主流社会很难“容忍”跨性别群体“做自己”；另一方面，跨性别身份使他们很容易成为性侵犯和暴力的目标。一旦他们被贴上“小众”或“异类”的标签，麻烦就会随之而来。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和某个时间点的高密度媒体报道，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变性人“入侵”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跨性别群体的曝光、审查、评论，很难说满足了谁的好奇心。近年来，跨性别团体和学术界对影视行业的片面利用和跨性别者生活和经历的展示有很多批评和讨论。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被批评的“变性人”:

“做自己”的过程有多难？

相对于“跨性别者”的覆盖面更广，另一个曾经用来形容跨性别者的词是“变性人”，出现的更早；历史上这个词曾经是对跨子女的歧视性称呼，现在在一般讨论中已经很少见了。但是，至少在英语语境中，跨性别群体中的一些人会选择用这个词来强调自己的“变性人”身份，而不是广义的跨性别身份。

“易性癖”强调生活中理性性别的区分，含义较窄。某种程度上更符合人们对性别和跨性别群体的理解和想象:ta们“生错了性别”，被困在一个性别错误的身体里。最简单直白的解释就是，她出生时被医院根据生理特征登记为男性，但她自己承认自己是女性，然后她可能通过手术、激素、申请等方式改变了官方文件中的登记性别。作为一名女性，她希望在社会层面被承认为女性。或者更多的是，他们在出生时就感受到了自己生物性别的排斥和不适，他们希望最终变成“另一种性别”，摆脱出生时被分配的性别和性别称谓，最终成为镜子另一边的“他”或“她”。当转化完成后，一部分人将彻底脱离“跨子”身份，成为新的“他”或“她”。

但要成为镜中理想的自己，进行和完成蜕变的过程是荆棘丛生的。性别确认在过去也被称为“性别再分配”。显然，后者提出的视角仍然是基于主流的性别假设，人们逐渐开始用前者而不是后者来表示对跨性别者的尊重。性别确认的手段有激素、手术、心理咨询等。医学干预的理想时间是青春期前。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奢侈梦想。

就单次手术而言，每次手术的费用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而长期固定药物每年的费用至少在几千元以上。其中部分项目可能会申请医保报销。但是，医保本身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即使购买了医疗保险，保险拒绝变性人报销需求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人性与社会秩序》，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华夏出版社，2015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首先提出了“镜子中的我”理论。他认为，人的自我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和态度是反映自己的一面“镜子”。

很多人连思考和规划这些事情的机会都没有。当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成为跨性别者时，他们可能最终流落街头，与社会失去所有联系。如果你有幸开始性别鉴定的过程，在医疗系统等待跨性别者的，可能是没有经验的医疗系统，可能是性虐待，可能是言语和身体暴力，也可能是直接拒绝。如果他们幸运地克服各种困难开始并完成性别确认，他们将不得不应对手术和药物带来的短期或长期副作用，如更高的中风和癌症风险。因为医疗系统对跨性别者的研究最多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更让人担心的可能是“副作用尚不明确”这句话。即使一个跨性别者完全穿越了镜子的另一面，在法律文件和政府官方记录中申请改变性别也是另一场马拉松:比如在美国，申请人可能要缴纳费用，提交医生证明、法院证明等。，而且各州规定的数额、明确程度和实际难度差别很大。

仅仅是为了“做自己”，作为少数群体的跨性别群体就不得不承担经济、社会关系、身心健康等方面难以想象的风险。

去年12月2日，加拿大演员艾伦·佩吉(曾参演《朱诺》、《盗梦空间空、《x战警:未来往事的日子》、《水果硬糖》等电影)在推特上发布长文，宣布自己的变性人身份，并改名为艾利奥特·佩吉。

弱者看着弱者，

跨性别群体的联盟在哪里？

一方面要应对风险和生活保障的缺失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们会遇到社会性的、系统性的误解和歧视。不管跨性别者个人的意愿如何，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得不卷入和参与政治活动和争端。

2020年，特朗普政府试图修改美国平价医疗法案(又称“奥巴马医改法案”，在奥巴马任内出台)。修正案的重点是该法第1557条，该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性别，包括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而歧视一个人。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修改旨在将“性别”框定为出生时指定的生理性别。最终，这可能导致跨性别群体和LGBTQIA群体等少数群体在寻求医疗服务时受到歧视，并且难以寻求法律支持。

虽然他们也是少数群体，但跨性别群体经常出现在LGBTQIA的表达中，但在表达政治诉求的过程中，跨性别群体和其他性别和性少数群体并不总是遵循相同的道路。跨性别群体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需求。同样，跨性别群体内部对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身份以及他们选择与谁结盟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些人与其他性别和性少数群体站在一起，而另一些人并不把自己视为性少数群体的成员:原因在于，在他们看来，跨性别者的意义在于性别认同而非性取向，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是性少数群体——跨性别者也可能是性多数群体，也就是异性恋。此外，不幸的是，即使在已经是少数群体的LGBTQIA，少数群体中仍然会有少数群体，跨性别群体在少数群体内部仍然可能受到歧视和欺凌。

曾经人们提到少数民族的时候，比较常见的简称是“LGBT”，现在“少数民族”的差异更加多样。例如，长缩写“LGBTQIA”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酷儿和双性人。如你所见，有些词既描述了性别认同，也描述了性取向认同。

除了这些少数民族，还有另一个“A”，“盟友”——“同盟”。性少数群体联盟不需要成为“是”的少数群体，但他们本身可能是来自异性性行为的男性和女性。

随着性少数平等权利运动的推进，“性少数”的含义越来越多样化。

跨性别群体和女权主义者，

矛盾在哪里？

在女权主义团体中，跨性别研究者、性少数群体和跨性别群体之间有很多“联盟”。然而，在最近一些关于公共设施，尤其是学校厕所使用权的辩论中，跨性别群体有时似乎被推到了女权主义甚至女性群体的对立面。在流行文化和社交媒体的平台上，人们用“TERF”这个缩写作为恐惧和排斥跨性别群体的女性的代名词。

“Terf”(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排除跨性别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又称“跨性别女性”)，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2000年初，提出这一概念的跨性别女权主义者希望通过这一细分将自己从跨性别阵营中分离出来。名为“TERF”的团体现在拒绝这个称号，他们称自己为更“性别批判”的女权主义者。这个群体很少与现代女权理论对话。相对而言，他们更关注生理性别及其对“女性”和“女性经验”的塑造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在讨论和批评跨性别女性时，会特别强调她的“跨性别”身份，而不承认她的“女性”身份。相反，他们也会更加注重传统的性别认知、分工和表达方式。一个人的身份是很复杂的，性别和性取向可能不是任何时候塑造一个人身份的核心。在社会学、女性主义研究等学术界，跨性别群体经常作为研究对象出现。近年来，随着跨性别群体敢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社会对跨越和排斥的恐惧也在不断升级，很多学者开始站出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TERF”/“性别批判女权主义者”往往在公共讨论和政治活动中诉诸于自己“正统”的女性身份，将自己塑造成“弱者”(因生理性别而自然无助)，需要“男性”的保护。

英国著名作家J.K .罗琳关于跨性别群体的言论，让她站在了“TERF”一边。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她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真正的女人”和家暴幸存者的角度，阐释了跨性别者，尤其是跨性别女性给“女性”带来的恐惧和不公平。虽然她的写作实际上指的是传统性别结构中身居高位的男性给女性带来的普遍恐惧和暴力，但在她的表达和阐述中，现实中的施暴者是隐形的，跨性别女性被踢出了她本可以归属的女性社区，成为了张观·戴笠的替罪羊。

英国著名作家J.K .罗琳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更多详情见:J.K .罗琳被“包裹炸弹”威胁死亡，回应称只会增加作品销量；JK罗琳被哈利波特粉丝网站“开除”是不是“自作自受”？)

当弱者看着弱者时，受害者同时成为无知的施暴者——往往成为争议焦点的跨性别女性，不仅可能遭受男性暴力，还可能遭受来自同性女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尤其是那些女性特质不够清晰的跨性别女性，更容易被边缘化，被歧视，被无端指责。“男性化”、“女性化”等性别表达与一个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什么是社会公认的男女，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会有不同的解读。

与变性人的经历类似，同性恋和任何其他非异性恋的倾向和行为都被归类为病理表现。“小众”长期存在于社会文化中。或许转型思路应该认识到多元的可能性和接受人的复杂性；如果人类用来描述性别的语言，对性别的定义和认知都是后天的发明，那么也许问题就在于不停地分类，创造单一的固定标准并试图排斥异己。

“人人参与”的理想背后:

体育运动中被强调和忽视的性别

事实上，哈伯德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参加重要国际体育赛事的变性人。她不是第一个在重要比赛中被问及性别的女性。至于跨性别群体是否有“资格”参加或不参加某个项目，跨性别女性往往承担最多，尤其是不符合传统女性特质期待的女性，攻击的重点往往是她们不够“女性化”的外貌和体型，或者是她们的突出成就(换句话说，“女性不该取得的”)。在这一点上，似乎“女性”性别身份的预设和“女性气质”的期待超越了跨性别身份；即使一个运动员生来就是女性，并且自我意识到自己是女性，也无法避免被人们质疑和嘲笑她的性别。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学者也指出“恐交”是一种厌女症。在“恐渡”和“划渡”的语言中，女性的定义被限定，女性的主动性和行动被同时否定，女性再次被困在“女人该怎么办”的格子里。

劳雷尔·哈伯德。

自现代奥运会创立以来，对女性的性别审视从未停止；在1968年之前，女运动员必须接受裸体线检查，以确保她们具有足够的女性特征，从而被承认为“女性”。作为职业运动员，她们不得不脱掉衣服，忍受陌生人的注视和对女性身份的评论。1968年后，在运动员和社会活动家的不断抗议中，奥委会转向了更现代的技术，如激素、基因检测等。，但竞赛领域的性别分类从未停止。更早的时候，女性被排除在比赛之外，不允许比赛，操场也不属于女性。这背后的逻辑迎合了“女人”本该是弱者的事实。如果她能在高水平的竞技舞台上大放异彩，展现出一直被认为是“男人”的能力，那么她的性别身份就应该受到质疑和审视。

但是，“非男即女”的二元划分方法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奥组委以荷尔蒙和基因来划分男女的方式遭到了很多运动员和医生的批评——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划分标准是什么？根据目前的激素测试，很多天然激素水平高的女运动员也被归为“女性”。在赞叹一些运动员天赋异禀，比如傲人的身高、长臂展等等的同时，一些女运动员与生俱来的生理优势也成为了她们不是“女人”的证据。基因检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人类出生时的“性别”或“性别特征”很多，有的出生时有男性基因但性别是女性，有的出生时男女都有。僵化的标准从来不符合人类的现实。变性运动员的困境只是一个例子。

西班牙跨栏运动员玛丽亚马丁内斯。

1988年首尔奥运会赛季，西班牙跨栏运动员玛丽亚·马的红豆博客rtnez-Patio因未通过奥委会的“女性”鉴定而被禁止参赛。基因检测显示她有Y染色体。虽然她看起来和其他“标准女性”没有什么不同，但她一直以女性的身份生活和竞争。三十年后，南非跨栏运动员卡斯特尔·塞门亚面临同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杜蒂·昌德(Dutee Chand)和桑蒂·索恩达拉扬(Santhi Soundarajan)，她们在女子田径领域都有过人之处，或许更多人早早被拒绝，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运动梦想。

《奥林匹克宪章》中提到的奥林匹克精神包括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而不受歧视的困扰；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很多年来，很多运动员需要克服超越竞技水平的困难，才能仅仅在性别认同这一点上人为制造标准而站在起跑线上。一些争论的焦点在于，跨性别运动员，或者说那些超越了传统性别标准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跨性别运动员应该是成功的，在女子运动中，他们应该击败任何其他“女性”运动员。事实并非如此。同时，也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睾酮水平与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密切相关。

南非跨栏运动员卡斯特尔·塞门亚。

“生理决定论”是对运动员，尤其是女运动员或红豆博客的隐形侮辱。一个运动员能站在赛场上超越自己，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训练，不断的经验积累，以及红豆博客领域的技能训练和提升。运动需要一年四季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它需要大量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来支撑。对女运动员和女性项目的持续忽视和轻视，运动员缺乏充足的经费、优秀的教练和良好的训练环境，是竞技体育的顽疾；比起花更多的钱和精力去考察运动员的性别，更重要的是提高这方面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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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2岁的哈伯德离开了举重场，2017年，她又回到了比赛中。2018年，一次比赛失误导致的手臂骨折，差点断送了她的职业生涯；当新西兰选择她作为五名举重运动员之一参加东京奥运会时，哈伯德感谢人们的支持和鼓励，帮助她克服伤病重返赛场。

在舆论风暴的中心，哈伯德很少说话，对于外界的声音，她也没有给予太多回应。在2017年她复出时不到10分钟的采访中，主持人问她对自己性别身份被过度质疑有何感受。她的回答很平淡。像许多职场男女一样，她说她无意改变世界。她只想做她自己，做她应该做的事情，专注于她的举重事业-

“我就是我。我无意改变世界。我只想做我自己，做我该做的事。”(我就是我。我不是来改变世界的。我只想做我自己，做我想做的事。)

"我真正能做的就是集中精力举起这个重量."(我真正能做的就是专注和抬起来。)

主要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with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9), 832-864. Bariola, E., Lyons, A., Leonard, W., Pitts, M., Badcock, P.,

性别 群体 女性 运动员 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