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史箴图！（《女史箴图》成名记！）

女史箴图！（《女史箴图》成名记！）

故宫博物院藏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宋摹）局部

《女史箴》是西晋广武侯张华所写，列举了历史上宫廷女性的模范，以教化训诫为目的。东晋顾恺之用图画的形式将其演绎为十二段故事，使之通俗易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为宋人白描摹本，全图共画11段，笔法流畅，线条细劲连绵，更接近李公麟一派。

故宫博物院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宋摹）局部

现存世传为顾恺之《女史箴图》仅存两件，比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南宋摹本更早的唐摹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为其镇馆之宝。现存原作12幅场景中的9幅，由于画作本身已经极为脆弱，大英博物馆为其定做了展柜，每年限定展出约6个星期。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乾隆时期，《女史箴图》成为清宫收藏，但在八国联军进京期间，《女史箴图》流失海外，最终于1903年以25英镑的价格由大英博物馆购藏。之后，由于劳伦斯·宾雍对其展开研究，并大力推广，使得欧美国家开始认识到《女史箴图》的重要价值，甚至将其认定为中国绘画史中的第一幅杰作。黄映玲博士通过她的研究和梳理，为我们梳理了这一过程，并说明了宾雍在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 公元1869~1943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才华横溢、极具盛名的诗人和艺术评论家。他“对艺术有着真挚的热情和天生的喜爱”，并对“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怀有浓厚的兴趣”。

劳伦斯·宾雍

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宾雍与大英博物馆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处工作四十年之久。1893年，宾雍被任命为印本书籍部二级助理，两年之后转入版画与绘画部，担任为欧洲与东方藏品编目的重要角色，撰写展览指南与艺术评论，并在多处机构举办讲座。

宾雍（第二排右一）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Gryphon俱乐部成员合影

宾雍早年的艺术著作主要是对欧洲蚀刻版画、绘画以及大英博物馆版画与绘画部藏品艺术家的梳理编目。他以研究英国水彩画而扬名立身。

19世纪90年代末，宾雍开始接触渗入英国社会中上层文化生活中的日本艺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首次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备受青睐的日本彩色印刷的木版画。

此时，由于西方世界对中国认知的有限以及所见中国艺术杰作的匮乏，中国绘画几乎被为西方人忽视。为纠正这一现象，宾雍筹划了数次展览，出版了大量著作并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举办了多场讲座。他将对亚洲艺术的鉴赏理念溢出至收藏家和鉴赏家圈子之外，培养了学生在此领域的兴趣，拓宽了英国公众的审美视域。

然而自1943年宾雍去世以来，有关他对提升20世纪初英国亚洲绘画审美之贡献的专门研究尚付阙如。相反，宾雍的诗歌备受瞩目，尤其是他的战争诗《悼阵亡将士》在英国每年的国殇纪念日都会被诵读。

宾雍手稿《悼阵亡将士》（For the Fallen)

事实上，宾雍在大英博物馆远东版画与绘画部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日本绘画和木版画，亦囊括了古代中国、印度和波斯的绘画艺术。20世纪早期，宾雍被视为中国绘画研究的权威，相关的讲座、文章和著作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广为人知。

然而，宾雍在推动西方人理解与鉴赏中国绘画的重要作用，并未受到当代学者的关注。本文拟以宾雍参与购获、策展并撰写论著的《女史箴图》为焦点，来揭示他在中国绘画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初见《女史箴图》

20世纪最初十年，宾雍极大地扩充了自己对亚洲艺术各个门类和形式的认知。他最感兴趣的领域是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水墨画。自1902年起，西德尼·考尔文爵士（Sir Sidney Colvin，公元1845~1927年，1883～1912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版画与绘画部管理人）与宾雍合作致力于扩展大英博物馆的亚洲版画与绘画藏品。

西德尼·考尔文爵士

宾雍在向大英博物馆理事会呈递的报告中展示出的能力得到了考尔文爵士的肯定和赞赏：

“这位绅士的过人天资，勤勉与敏捷，对藏品风格的超凡品位与感知以及对观众的谦和有礼，使其成为一名极有价值的馆员。”

1903年，宾雍和考尔文见到了通常被传为东晋顾恺之（约公元344~406年）所作的《女史箴图》。他们向多位专家寻求意见，如东京帝国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古笔了任（Kohitsu Ryonin，公元1875~1933年），剑桥大学汉学院的翟理斯（Herbert Giles，公元1845~1935年），以及日本和中国艺术品收藏家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公元1863~1945年）。

翟理斯

阿瑟·莫里森

《女史箴图》于1903年4月从英国驻印度骑兵军官詹森上尉（Captain C. Johnson）手中以二十五英镑的价格购获。为大英博物馆购得此件珍品之后，宾雍向其女友西塞莉·玛格丽特·鲍威尔（Cicely Margaret Powell，公元1876~1962年，1904年4月成为宾雍的妻子）表达了欣喜若狂之情：

“我认为在中国的所有欧洲国家差不多都像野蛮人。当然我们获得的画作应该在中国，但现在它流落到了这里。我认为它应该留在这里，如果我们不从无知愚昧的军官手中购买回来，那将会是我们犯下的最严重错误。”

当时，亚洲艺术对宾雍而言是全新的领域，但他已对《女史箴图》的历史和审美价值产生了强烈的感知。这源自宾雍对1881大英博物馆获得的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藏品中日本和中国绘画的研究。

威廉·安德森

安德森1886年出版的《大英博物馆藏日本与中国绘画的描述与历史著录》（Descriptive and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a Collection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Paint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和《日本绘画艺术》（The Pictorial Arts of Japan）两本著作，成为宾雍理解日本绘画的早期参考。

《日本绘画艺术》书影

此外还有当时优秀的《国华》杂志——亚洲艺术的日英双语月刊，帮助宾雍丰富了东亚艺术的知识。《女史箴图》点燃了宾雍研究中国早期绘画的热情。在其引导下，宾雍发现了顾恺之绘画风格与中国儒家哲学的魅力。《女史箴图》中流露的生活理念与哲学思考，推动了宾雍终其余生致力于探索中国绘画的悠久传统、精神内涵和美学思想。

《国华》创刊号

发现非凡价值

为向英国鉴赏家介绍《女史箴图》的非凡之美与独特价值，宾雍于1904年1月在《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上发表了其关于此件作品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名为《一幅四世纪的中国绘画》（A Chinese Paint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文中他极力称赞这幅《女史箴图》表现出的自信、流畅、率真的绘画风格。宾雍认为它不可能是一件摹本，而是出自大师之手。

然而，将此幅《女史箴图》定为顾恺之的真迹长期存有争议。基于最新研究成果及与考古发现的对比，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认为这幅《女史箴图》是6世纪晚期根据原作绘制的摹本，包含了当时新出现的技法和图案，不过最近大英博物馆有研究者指出“此幅画作现在通常被视为唐代摹本”。

马啸鸿《中国绘画的首幅杰作：女史箴图》

从未接受过中国艺术鉴定的专门训练，宾雍的断代并非基于科学研究，而是直觉判断。《女史箴图》指引他探究中国早期绘画的艺术传统，他告诉西塞莉“我从东方获得了如此之多，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与你分享；而且我认为如果你看得足够多，也将会从中获得极大的愉悦”。

宾雍与《女史箴图》的相遇激发他去追索东晋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时玄学和老子学说对文人影响颇巨，其中也包括老庄学派的诗人兼画家顾恺之。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加深了宾雍对东亚思想的理解。宾雍在其《一幅四世纪的中国绘画》中指出，冈仓的著作是深入理解老子、道教和佛教的有益参考。

冈仓天心

在《远东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一书中，宾雍在讨论东方思想的内涵和趋势时，力荐读者参阅冈仓的《东洋的理想》。在宾雍研究《女史箴图》的过程中，果决支持冈仓对顾恺之成就和地位的欣慕。宾雍有关中国思想和艺术的概念显而易见深受冈仓的阐释与鉴赏的影响。

《远东绘画》书影

“气韵生动”的秘密

历史上，顾恺之的绘画曾被视为具象化“气韵生动”的例证。“气韵生动”是南齐谢赫在其《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之首则。为考察《女史箴图》如何达到“气韵生动”，宾雍参考了冈仓《东洋的理想》及翟理斯《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中关于六法的解释。在《远东绘画》中讨论这一理论时，宾雍很大程度上依赖冈仓和翟理斯的阐释。他在《蛟龙飞腾》（The Flight of the Dragon）一书中深化了对六法内涵的探索。

《蛟龙飞腾》书影

最令宾雍感兴趣的就是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他在书中做了如下解释：

“艺术家必然对世界有着卓越的洞察以捕捉气韵，他自己也拥有宇宙韵律般的生命之流。用欧洲话来说，即他必定在特殊中抓住了普遍，在特征中表现差异。”

宾雍关于“气韵生动”含义的探讨与其他历史文本并不一致，但通常将这一原则归于玄学思想。由于他对中国绘画的研究基于翻译成英文的二手材料，因此他对”六法“原初内涵的理解有限就不足为奇了。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然而，考察宾雍如何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却十分重要。例如他相信“欧洲艺术理论中诸多不甚令人满意之处缘于一种理念，即艺术在某种意义或另一意义上是对自然的模仿，是人类模仿天性的结果”。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因此，宾雍发现了中国绘画中精神和物质的融合，形式与生命的律动，以及人类精神与天地万物的交流。他渴望探寻为欧洲艺术带来新见解的中国绘画审美理念。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宾雍认识到中国艺术“是伟大的艺术之祖，是亚洲其他地区艺术的灵感源泉”，而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国艺术中最丰硕的构成，“天性与想象在其中找到了它们最佳、最完整的表达”。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他对强调想象力、表现力、自由及精神化生活的艺术充满好感。他的亚洲艺术论著意义深远，这并非是在技术层面上，而是它们被灌入了诗意的情怀和人性的理解。它们将读者带出艺术之外，去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宾雍的浪漫情怀和哲学视角与其艺术观密切相连。对他而言，艺术允诺一种完美的，可在生活中找到表达的气韵。他相信“气韵微妙而自然，变幻无穷，如同麦田里的风浪。我们在表述之前必须要在内心有所感受”。有趣的是，他在亚洲艺术中发现了这种微妙的精神特质的自然表述：“当气韵出现时，我们感到与生命有了碰触，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而且是天地万物的生命……气韵的力量并非只是声音、形式、色彩，而是与之相关的意义变得不同，呈现出崭新面貌，或更确切地说，释放出生命的所有潜能，由内在炽热的火焰熔成光和热……在中国和日本所有门类的艺术中，我们都会发现追求获得气韵生动的强烈愿望。”

下面一段话解释了宾雍为何深受中国绘画审美理论中极富创意的“六法”吸引：

“在这一理论中，每件艺术品都可视作气韵之灵的化身，通过一种清晰的美展示出物体的灵性，比复杂事物更强大的力量使其能够转化成我们在周围可见世界中获得的感知。一幅画可以作为从更真实的生命世界中走出的灵魂。”

在中国早期绘画，特别是《女史箴图》中，宾雍发现了是艺术的秘密——气韵为万物的内在精神带来了生机，并将艺术与真实的和想象的世界串联起来。这是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笔墨线条得以实现，活跃了人物形象的肢体动作与内在灵魂。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这种“纯粹的气韵”赋予了人物灵性，而顾恺之生动的、与书法同源的笔墨形式揭示了一种暗涌的幽默与致趣。难怪翟理斯解释道：“顾恺之可被视为艺术中的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译者注：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为英国18世纪中叶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戏剧家）。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无论宾雍是否真正理解“气韵生动”的内涵，他相信《女史箴图》连接着现代的“生命”“精神”“韵律”等概念。“气韵生动”这一法则对宾雍而言，成为评判和比较中国后世绘画之不同风格与品质的准则：宾雍在其有关中国绘画的所有论著中几乎都会提及顾恺之和《女史箴图》。

大英博物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局部

成为镇馆之宝

1910年6月至1912年4月间，《女史箴图》陈列于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中国与日本绘画”展。此卷轴被展示在面向陶瓷器展厅入口处。考立文和宾雍在展览手册中都提到了《女史箴图》。

在参展的109幅中国绘画中，有45幅来自1910年获得的奥尔格·茱莉亚·魏格纳（Frau Olga-Julia Wegener）藏品，25幅是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公元1862~1943年）于1906至1908年间第二次中亚探险带回英国的佛教绘画。

奥尔格·茱莉亚·魏格纳

引人注目的是，几乎半数绘画表现的是神仙和宗教人物，其中28幅绘有飞鸟和花卉。表达中国儒释道哲学思想是在展的多数中国绘画的共同特征。教导东晋宫廷女性谨遵儒家妇德的《女史箴图》就是典例，阐明儒家的道德理念，纠正女性的行为以使之契合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要求。

斯坦因

1912年11月，宾雍获许四周的专门时间前往美国研究中国绘画和日本版画藏品。他随身携带了一套《女史箴图》复制品的副本，这是坎贝尔·道奇森（Campbell Dodgson，公元1867~1948年）提前准备供宾雍携带的，他写道：“博物馆的出版物不仅对他的讲座有帮助，而且必定能唤起东方艺术研究和收藏的巨大兴趣。因此将会出现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机会，将理事会的出版物介绍给有诉求的美国民众。”

《女史箴图》成为了一种文化外交工具，英国利用它与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基于这一原因，宾雍在20世纪20年代仍继续支持日本学者复制《女史箴图》。马啸鸿指出制作副本有助于维持英国和日本高层文化机构之间的战略联盟。鉴于“作为1910年日本-英国展览基础的共享帝国主义目的”，一系列复制品也表明“《女史箴图》在锁定日本和英国艺术史研究共同兴趣的强大力量”。

《女史箴图》至今仍被认为是大英博物馆近年来中国绘画系列展览中最珍稀的藏品。这些展览如“山水：中国山水画”（2005年），“神明、侍卫、仙人：中国宗教画”（2007年），“自然之魅：花鸟画”（2008年）。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此件珍品推向全世界的劳伦斯·宾雍值得纪念，宾雍对拓展英国艺术鉴赏视野的贡献值得认可。

《女史箴图》展览现场 图/来自网络

尽管宾雍对中国绘画的断代与解读有时不尽准确，但他对中国艺术和哲学怀有满腔热情，且他坚信中国艺术和哲学将会使现代欧洲艺术获得重生。宾雍的亚洲绘画著作不仅启迪了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诗人和学生，而且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好评。

在1935年的一篇书评中，温源宁认为宾雍的《远东绘画》是此领域中被阅读最多的著作，书中的观点极具吸引力和说服力，而他的《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则更胜一筹。研究英国人对亚洲绘画的兴趣，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接纳，劳伦斯·宾雍的著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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